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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协议”为何反让医生的红包增多

□罗志华

“2014年,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开展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的通知》,要求从5月1日起开始实施,结果,我们医生拿着协议跟患者签字时,红包反而多起来了。”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23日在海淀团,说起了一个让全团代表都啼笑皆非的事情。(1月24日《北京晚报》)

尽管从全局来讲,医患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的效果如何,尚需调查与论证,并非徐凤芹个人所见能够代表。但徐凤芹所描述的现象,或符合大众心理。当一个人告诉熟人,自己生日不必送礼时;当一位领导,劝戒手下不必给孩子压岁钱时,可以想象,即使他人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也会从中听出“画外音”。“红包协议”也是如此,它对患者可能起到反向的暗示作用。

特别当这种协议没有硬性的约束时,反向的激励就更不可避免。对于患者来说,送了不会冒多大的风险,而不送,患者内心难免忐忑不安。对于医生来说,医生收不收红包,更多出于个人自觉,出于对相关法纪的敬畏,却与协议的关系不大。可见,对于徐凤芹所描述的现象,首先固然应该在协议内容的严谨性等方面进行反思,但再好的协议也可能治标不治本。

首先,优质医疗资源仍较为紧张,成为红包的催生力量。当是否能挂上号、住上院,当诊疗是否合理这些问题,患者心里没底,就难免会产生送红包的冲动。而医生反复拒收或上交红包也是一种折磨,久而久之,这种折磨会降低风险的威慑力,收下红包可能反而显得轻松。

其次,医生收入无法体现价值,红包就可能被默认为一种合理补充。读书多几年、加班很常见,医生看病,既有医疗风险,又得提防冲突,工作量和压力都十分巨大。但与之相比,收入就相形见绌。如此一来,收受红包就可能被少数医生认为是一种合理补充,特别当这种心理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风气后,低收入就会对冲耻感,红包就容易穿上“合理”外衣,被一些医生所接受。

可见,红包反而增多的现象值得反思,不仅要检讨“红包协议”能起到的作用,更应该论证,如何立足医改,从宏观角度、从根源上破解红包背后的医疗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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