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儿科资源，提高医生待遇，扩大儿科招生
“小儿科”，强起来！(聚焦·追踪儿童看病难(下))
本报记者 申少铁
建立儿科医联体
儿科医联体内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优势，建立医联体可以带动儿科特别是基层儿科医疗水平的整体提升
来自山东聊城的小哲今年4岁，在北京一家儿童医院被确诊为白血病。
3月初，小哲发了一次烧，呼吸急促。父亲老刘以为是感冒，带他在附近的乡镇卫生院治疗。几天后，小哲的发烧仍没好转，医生建议去县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老刘带着小哲来到县医院，内科医生认为小哲得了肺炎，开了一些药物。治疗几天后，病情不见好转，发烧更严重了。医生认为小哲的病症比较复杂，建议去大医院检查。
为了尽快确诊病症，老刘当天上午坐火车带小哲到北京一家儿童医院。一番折腾，小哲总算在呼吸科看上病。医生通过综合诊断，认为小哲不是肺炎，怀疑是白血病，建议去血液科检查。最终，小哲在血液科被确诊为白血病。
像老刘这样带着孩子从外地到北京看病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北京儿童医院采访时发现，即使是中午，医院也挤满了操着不同口音的患儿及家属，其中很多患儿家属为了省时、省钱，在医院休息区啃馒头、吃方便面。长途奔波让他们身心疲惫。“北京综合性医院儿科患者来自全国各地，而且数量庞大。患者都是奔着医院的名气来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秦炯说。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副会长、首都儿科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杨健认为，大城市的儿童专科医院和综合性医院儿科爆满，原因在于地区间的儿科资源分布不均衡，即大城市儿科资源相对丰富和优质，中小城市和乡村儿科资源明显不足。
“一些地区成立的儿科医联体有利于盘活儿科资源，让更多患儿在中小城市就诊，有效缓解了大医院儿科拥挤的状况。”杨健说。
2013年5月，北京儿童医院集团率先成立。2016年6月，该集团以跨省方式集合20家省级儿童医院，覆盖848家基层医院，初步建成一个在医、教、研等多方面合作的医联体，构建起“首诊在基层、复杂病例远程会诊、疑难急重患者转诊无障碍”的联动服务模式。2014年5月，首都儿科研究所、中日友好医院等北京12家医疗机构共同组成北京朝阳区儿童医联体。该医联体的合作模式为建立三级医院间、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和社区服务中心间的双向转诊机制，医联体内医师可多点执业，专家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远程会诊。2016年2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共建浦东儿科医联体，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为核心，联合区域内的16家医疗机构共同组成，其中既有三级医院，也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效缓解了区域内儿童看病难。
北京儿童医院负责人表示，儿科医联体内的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优势，建立医联体可以带动儿科医疗水平的整体提升，特别是基层儿科医疗水平的提升。
增强儿科吸引力
增加儿科医生的收入，是提高儿科岗位吸引力的必要条件。应在收入分配上给予儿科特殊倾斜，把儿科医生收入提上来，使他们的技术价值得到体现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的杨女士给记者讲述了一段带儿子看病的经历：
一天晚上8点多，儿子昭昭在客厅骑玩具自行车，不小心撞到茶几，磕破了额头。杨女士迅速带昭昭到最近的一家医院急诊科，希望能尽快得到治疗。
急诊科医生说，医院急诊科没有设置儿科，建议去其他医院看看。于是，她带着昭昭来到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医生看到昭昭是外伤，说急诊科不收儿童外伤，建议去北京儿童医院或首都儿科研究所，因为这两家儿童医院设有儿科外科急诊科，24小时接诊。深夜，昭昭终于在首都儿科研究所得到救治。
“北京市的儿童专科医院数量不足。”杨健说，目前，北京市区只有3家公立儿童专科医院，都分布在市中心，一些离市中心较远的患儿看病很不方便。首都儿科研究所正规划在通州建立1个拥有800张床位的分院，以期缓解通州区儿童看病难问题。从全国看，各地儿童医院普遍不够，很多患儿只能去综合性医院儿科、妇幼保健院看病。随着二孩政策放开，儿童人数将逐渐增加，就医需求也在扩大，儿童专科医院数量不足成为瓶颈。
在一些省会等大城市，一般都有1家三级儿童医院，很多地级市也开始建设儿童医院。杨健建议，儿童医院应从妇幼保健院独立出来。“妇幼保健院主要从事妇女儿童的保健工作，可治一些简单的儿科病，例如儿童多动症、智力低下、抽动症等儿童发育阶段的病，但不能治疗专业、复杂的儿科病，如血液病、遗传代谢病、神经系统疾病等。”他解释说。
杨健认为，应在收入分配上给予儿科特殊的照顾，把儿科医生的收入提上来，使他们的技术价值得到体现，劳动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要增加对儿科的投入，相关政策向儿科倾斜。“增加儿科医生的收入，是提高儿科岗位吸引力的必要条件。”杨健说。
“从医学研究看，儿科医生是比较吃亏的。”秦炯说，医学研究在儿科上开展的项目少，时间滞后，很多新技术在儿科临床应用也晚，导致儿科发展的机会相对较少。他建议有关部门开展更多的儿科医学研究，更加重视新技术在儿科临床上的应用，促进儿科更快发展。
“最近几年，基层医院儿科有了明显改善，但还不够。”秦炯说，他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不少基层儿科设施落后，儿科医生缺乏。一些规模小的县医院，儿科医师都由内科医生兼任，大部分乡镇卫生院没有设置儿科，有的医生没经过儿科医师培训就上岗。他建议，政府应加大对基层儿科的投入，制定鼓励儿科医生到基层服务的优惠政策。同时，建立儿科建设和发展的硬约束。
扩招儿科医学生
今年20所高校都新增了儿科医学本科专业的设置。到2020年，每个省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医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
今年6月，中华医学会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显示，全国广义儿科医生总数约13.5万人，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生数不到0.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0.85—1.3，儿科医生缺口很大。
一项调研显示，我国儿科医生中，只有51%是医学生毕业后直接从事儿科工作，其他都是从内科、外科、全科等转岗成为儿科医生；39%的儿科医生入职前没有经历过培训，只有约30%的儿科医生培训时长超1年。“恢复儿科本科招生是增加儿科医生供给的重要措施之一。”杨健认为，儿科医生很大比例依赖其他科室的医生转岗，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儿科医学生的数量不足，二是有一部分儿科医学毕业生不愿意从事儿科。
从1999年开始，医学院不再招收儿科本科生，取消了儿科专业(系)，在研究生阶段才细分儿科专业方向，本科层次儿科医生的来源被切断。由于儿科医生职业风险高、薪酬待遇低，在研究生阶段，愿意选择儿科专业的医学生数量不多，毕业后选择儿科岗位的积极性不高。“从本科阶段就招收儿科医学生，对于学生来说，可逐渐适应儿科，培养对儿科的兴趣。”秦炯说。
近两年，多家医学院逐步恢复儿科本科专业。2016年，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恢复儿科专业。今年，首都医科大学、西南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20所高校都新增了儿科医学本科专业的设置。到2020年，每个省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医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
针对医学毕业生不愿选择儿科岗位的问题，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司长秦怀金表示，各地要采取政策鼓励儿科医学毕业生到儿科工作，并制定相应指标，纳入政府工作人员的考核中，预计几年后儿科医生数量缺乏的现象将得到缓解。
“从医学上看，加强对儿科医生的规范化培训很有必要。”秦炯认为，儿科与成人科有很大区别。儿童有些病症，成人不会得，例如一些儿童发育特有的病和某些先天性罕见病等，需要儿童医生具备专业知识才能正确诊断。儿童用药与成人用药也有很大不同。儿童身体尚未发育成熟，比如儿童肝功能不完善，服用一些退烧药会出现瑞氏综合症，造成严重的肝损害、肝衰竭，甚至死亡。对儿科医生进行规范化培训，有利于提升儿科医生的专业素质。
杨健认为，经验对医学毕业生成长为医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医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可学到书本知识，参加短期的实习和实践，但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必须接受临床的规范化培训。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可以保证医学生得到较好的临床实践，提高儿科医生的技能和素质。
杨健介绍，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招收的医学毕业生以硕士、博士为主，但也招收一部分本科生。本科生要成为合格的儿科医生，必须参加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如果是科研型的硕士和博士，没有经过临床实践，虽然科研能力较强，但临床技能缺乏，走上岗位还需参加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