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埃博拉疫情暴发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焦点事件
我国援非抗击埃博拉
-事件回放：
今年2月，埃博拉疫情开始在非洲三国(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几内亚)蔓延，欧美一些国家随后陆续出现感染病例，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埃博拉疫情。埃博拉一夜间成为公共卫生领域最热门的词语。
世界卫生组织12月2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2月27日，西非三国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病例已达20081例，其中死亡7842人。塞拉利昂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病例已达9409例，其中2732人死亡。此外，还有尼日利亚、马里、美国、塞内加尔和西班牙相继报告疑似或确诊感染病例，甚至出现人员死亡。
面对埃博拉，非洲、欧洲、北美防线的相继失守，引起了各国的极大关注，国际社会开始对疫情最重的西非国家展开援助。中国从4月开始，先后启动4轮总价值约7.5亿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向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等西非疫区国派出医疗专家、公共卫生专家、实验室检测人员。中国专家们结合国内防控SARS等传染病的经验，在尊重当地习惯的基础上，帮助西非疫区国家有效抗击疫情，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向境外大规模地派出人员，对突发烈性传染病进行应急防控。
-点评：
在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疫情，是今年最严重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传染病已没有国界，任何地方的健康威胁，都意味着其他地方也存在健康风险。
埃博拉病毒虽然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但其传播力并不强，通过接触传播的途径看起来也不难控制，但西非疫情却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失去控制，造成近8000人死亡，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从直接原因看，当地的葬礼习俗，落后的卫生基础条件，被忽略的医院院内交叉感染，民众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促成了疫情的暴发蔓延。而当地政府反应迟钝，未及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导致错失了控制疫情的最好时机。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一开始对埃博拉疫情并没有高度关注，承诺的国际援助迟迟没有到位，未能给疫区国家解燃眉之急，意识到埃博拉疫情来势汹汹后，疫情已经开始失控。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埃博拉疫情有望逐步得到缓解和控制，但国际社会的援助仍需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一点上，中国已经做出了积极的举动，在塞拉利昂，中方已经开始援建固定生物安全实验室，一系列深层次的公共卫生技术合作也将在未来开展。对于防范疫情再度来袭，这才是治本之策。
②登革热疫情局部暴发引发对公共卫生体系思考
传染病防控要绷紧弦
-事件回放：
今年，广州等地的登革热疫情尤其凶猛，被认为是自2003年SARS以来当地传染病防控领域遭遇的最严峻挑战。
广东省广州市2011年报告登革热病例仅30多例，2012年为120多例，2013年为1240例。但是今年疫情高峰时，广州一天的发病数就达约1600例，近10年来首次出现死亡病例。截至10月底疫情出现拐点时，广东共有20个地级市累计报告病例超过4万例，死亡6人。广西、云南等省(区)登革热疫情也较往年严重，福建出现多年未见的登革热暴发疫情。而从2008年到2012年，全国每年登革热报告病例数都不到600例。
登革热疫情为何来势汹汹？专家介绍，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气温升高，降雨间断出现，温度、湿度、积水条件都非常适合传播登革热的伊蚊生长，广东多地蚊媒密度约是正常水平的5倍，东南亚国家登革热疫情高发导致传染来源地增多。同样是在广东，广州市疫情比周边城市严重得多。专家表示，广州与东南亚国家人员往来最为密切，同时广州人有种花草尤其是养水生植物的传统，庭院、公园里的假山水池也较多。
登革热传播速度快，没有特殊疗法，没有疫苗预防，防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灭蚊。而今年疫情严重与此前灭蚊力度不够直接相关。今年7月，广州当地媒体报道，不少市民投诉蚊子、苍蝇、蟑螂等病媒生物日益猖獗，有关部门对公共场所消杀不力。但是专家也表示，控制病媒生物不仅需要政府和专业机构在公共场所采取措施，每个单位、家庭、个人也都是责任人。在6月疾控部门进行的登革热入户调查中，超七成市民不配合。就在登革热疫情高峰期，还有多个不配合灭蚊工作的单位和小区被通报，相关部门配合不力导致疫点不断转移和疫情反复。
-点评：
分析登革热疫情暴发的原因不能不提气候因素，而疫情最终下降也有气温变化的功劳，这体现了不少传染病防控工作“靠天吃饭”的窘境。疫情给公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亡羊补牢之后，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行动。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传染病监测预警、分析研判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经验。对于今年的广东登革热疫情，国家、省、市疾控机构都有预警和建议，但是没有引起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方案措施难以落实，甚至在疫情暴发初期依然反应迟缓。此次登革热疫情再次警示，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工作要加强，包括政府的重视和投入，相关部门区域统筹协调，医疗与公卫机构密切配合，爱国卫生运动要坚持发动群众等。当前，传染病防控面临气候变暖、环境恶化、新发传染病增多、流动人口增加、国家间人员往来频繁等多种不利因素，更需要通过筑牢公共卫生防护的屏障和基础，来应对更大的挑战。
③突发事件考验卫生救援能力
用专业和速度守护生命
-事件回放：
2014年自然灾害频发，突发事件不少。
3月1日21时16分许，昆明火车站发生暴力恐怖事件，云南省、昆明市卫生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各收治医院快速开通绿色通道，组织医疗专家和医护人员开展伤员救治工作，全力救助重症伤员。
5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发生爆炸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国家卫生计生委立即派出一支由14名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国家级专家组赶赴乌鲁木齐市指导医疗救治工作，新疆卫生系统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救治工作。
8月2日，江苏省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68人死亡150余人受伤，国家卫生计生委随即从全国抽调50多名专家，分赴各医疗点指导抢救工作，各地开展全方位综合救治。
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国家卫生计生委迅速启动地震灾害卫生应急响应，震后72小时内即实现了受灾乡村防疫工作全覆盖。
持续的突发事件考验着我国医疗紧急救援力量，体现了我国灾后医疗救援体系组织有序、救援水平高的特点。鲁甸地震发生后10分钟，国家卫生计生委接到了中国地震局通报的震情信息。当晚，国家卫生计生委从重庆和四川宜宾、泸州派出3支共99人、23辆救护车的医疗队，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调派22名国家级医疗防疫专家连夜赶赴灾区。同时，紧急协调调运消杀药械，派出防疫专家组指导云南开展灾区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协助全面落实灾后卫生防疫措施。
-点评：
卫生应急救治水平是国家医疗卫生综合实力的体现。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国卫生应急救治体系在为抗震救灾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在应急意识、指挥调度、体系构建、日常训练等方面暴露出不少短板。此后，国家有针对性地加大投入，在全国分区分片建设了10多支国家级卫生应急医疗队，配备了先进的救援设备，制订了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同时加大了日常演练力度。
我国是一个多灾的国家，自然灾害频发且强度逐渐升级，汶川地震后陆续发生了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彝良地震、四川芦山地震、云南鲁甸地震等自然灾害，卫生应急队伍均及时抵达现场并展开有效救援，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因伤死亡和因伤致残，有效防止了灾害导致传染病暴发流行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一次次的磨练，使我国卫生应急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我国卫生应急救治体系已经初具雏形。但要看到，让卫生应急具备召之即来、来则能战、战则必胜的能力，不仅需要政府继续加大投入，各部门加强配合联动，也需要卫生计生系统加强日常训练不松劲，确保有备无患。
④安徽公布53种不需输液疾病清单
“不输液清单”防抗生素滥用
-事件回放：
今年8月18日，安徽省卫生计生委印发《关于加强医疗机构静脉输液管理的通知》，列出门急诊常见不需输液的53种疾病清单，明确只有在患者出现吞咽困难、严重吸收障碍(如呕吐、严重腹泻等)，以及病情危重，药物在组织中宜达到高浓度才能紧急处理这3种情况下才使用静脉输液。
此次公布的53种不需要输液的疾病清单，均为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包括内科疾病24种、外科疾病18种、妇科疾病7种、儿科疾病4种，并提出了输液使用8项指征，希望能对已被滥用的静脉输液进行管理和约束，规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严格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能口服就不注射，能肌肉注射，就不静脉注射”的用药原则。
安徽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省对一家三甲医院的调查显示，近50%的患者(家属)曾主动要求输液治疗，为避免医疗纠纷，有40%的医师满足了患者的要求。“晒”出清单，意在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输液，避免抗生素滥用。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在紧急、特殊情况下，这53种疾病可视情况采用静脉输液治疗，但应在处方或病历上予以说明。
11月下旬，安徽对全省医疗机构进行合理用药检查，各医疗单位均采取了控制输液措施，自今年8月清单发布实施以来，全省县以上医疗机构输液率明显降低，今年10月和7月相比，急诊输液率下降了16.14%，门诊输液率下降了9.55%。
-点评：
医院输液室人满为患的场景在很多人看来已经习以为常。2012年，原卫生部曾以第84号部长令形式颁布实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旨在规范抗菌药物的临床管理和应用。要让“吊瓶森林”不再成为我国门急诊独特的“景观”，除了要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外，还必须制定有针对性的实施细则。
安徽省的这份清单明确提出不需要输液的疾病种类，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管，督促各家医院严格掌握输液指征，降低输液率，在行业中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其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值得肯定。
业内专家认为这份清单比较严谨，符合医学科学规律。有网友认为，官方发布的这份清单对指导患者就医有参考价值，可以使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更理性、更客观。
实现抗菌药物科学合理使用，还须从“上游”入手，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等，让药品不再成为医院利润的主要来源，让医生从医疗服务中获得合理收入。同时要加强健康教育，让公众认识到不合理输液的危害，唯有多管齐下，才有望真正告别“吊瓶森林”。
⑤中华医学会8.2亿元赞助遭质疑
学术会议该怎么开
-事件回放：
6月24日，审计署公布了《国务院关于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中华医学会在2012年～2013年召开的160个学术会议中，用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和注册信息等作为回报，以20万元～100万元的价格公开标注不同等级的赞助商资格，收取药企赞助8.2亿元，且未经批准，违规收取资格考试复训费1965.04万元，并将618个继续教育培训项目收入的1.14亿元存放在账外。
报告将中华医学会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11月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已责成中华医学会严格加强管理，完善相关办法并严格执行。据介绍，中华医学会的整改措施包括对学术会议招商中存在的问题逐一检查，对照检查期间，暂停学术会议招商活动，严格学术会议计划审批管理，明确禁止向医药企业提供参会代表通讯录，加强财务管理等。
12月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24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第22次会议指出，目前学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存在3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学会定位不清，体制机制中存在一些问题；二是如何处理好公益属性与经营活动的关系，学会在开展具体活动中，行政职能、公益项目、经营活动往往界限不明，三大功能业务相互交织；三是须进一步加强分支机构的学术交流和项目管理。中华医学会下一步要改革、完善社会和企业捐赠的管理，充分发挥基金会的筹资和公益性作用。
中华医学会提出，为规避学会与企业的直接联系，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基金会机制，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开展公益性活动。此外，还应创新体制机制，设立学术会议捐赠资金、继续医学教育捐赠资金、科学普及捐赠资金、医生出国培训捐赠资金等专项，作为公益性活动筹资的重要来源，由基金会组织募捐、接受捐赠，由学会组织项目实施，开展公益性活动。
-点评：
学术交流是医学科技进步和创新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产学研用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重要枢纽。药品企业赞助学术活动并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国际通行惯例。不同之处在于，国外行业协会的财务比较透明，要公布收支情况，专款专用。
透过中华医学会8.2亿元赞助遭质疑事件，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学术会议究竟该如何开？企业赞助该怎么用？什么钱该收、能收多少？是不是应该“晒”出账本，公布收支情况，自觉接受公众监督？
制定一套保证学术独立和公开透明的规则，使医学界和企业都明确双方来往的边界，既有助于医学专业知识的传播和交流，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医学界的独立和名誉。
⑥严重雾霾频发，生态环境污染受关注
我们渴望留住“APEC蓝”
-事件回放：
雾霾，已连续两年成为困扰国人的关键词。今年年初，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发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中文版报告提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有7个位于中国。
首都北京更是俨然接过了“雾都”的尴尬称号。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作为重点地区之一的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常年在半数上下挣扎，而区域内的北京、保定、邢台、唐山、廊坊和邯郸也是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几个城市。
雾霾的频繁光顾，被认为是由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石油加工、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和电力等高耗能工业，是污染的主要来源。国家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研究显示，大气污染造成健康危害的经济损失已经占GDP的0.8%～1%。
自2014年年初以来，政府应对雾霾频频出招，但空气污染仍在持续恶化。为保障APEC会议在京顺利召开，史上最严的治理措施出台：自11月1日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六省(区、市)环保监测部门联防联控，每日视频会商空气质量；北京、河北、天津等8个以上城市采取汽车单双号限行政策，机关单位的公车封存70%；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工地全部停工；河北省范围内2000多家企业临时停产、1900多家企业限产、1700多处工地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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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治霾措施效果显著，北京迎来了长达10天的好天气，“APEC蓝”一词也由此诞生。
-点评：
“APEC蓝”的出现让深受雾霾困扰的人们眼前一亮。此前，面对雾锁京城，尽管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治理措施，但收效甚微，“等风来”成为雾霾应对的尴尬“共识”。
虽然，APEC期间，运动式的治理过程被质疑不计成本、不可持续，但引人深思的是，若能对违规违法行为从严监管、处罚，空气质量还是有救的。APEC会议期间，政策执行和违法处罚的力度更是不断加强，11月1日～7日，仅河北省石家庄市就处理相关责任人29人，另有5家企业负责人和4名焚烧责任人被行政拘留。
遗憾的是，APEC会议过后，随着采暖季的开始，北京又迎来连续3次重污染过程。看来要想留住“APEC蓝”，政府需要下更大的决心，出台更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每个公民也应该从身边做起，为节能减排作出自己的努力。
⑦西安幼儿园儿童被服药事件暴露监管漏洞
幼儿园保健死角该咋管
-事件回放：
2014年3月，有家长反映西安市某幼儿园给幼儿服用处方药病毒灵，经媒体曝光后，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3月13日，西安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所幼儿园给幼儿违规服用处方药病毒灵事件情况：警方初步查明，西安市宋庆龄基金会枫韵幼儿园、鸿基新城幼儿园为提高出勤率、增加收入，在明知自己无资质的情况下，于2008年11月～2013年10月，冒用医疗卫生机构的名义，从4家医药批发零售企业先后分10次购进处方药盐酸吗啉胍片(别名“病毒灵”)54600片，以防病为由，不定期安排工作人员给园内幼儿服用。
3月13日晚9时，西安市政府通报事件的最新进展：公安部门已刑拘2所幼儿园的5名相关责任人，幼儿园也已停课等候调查结果。
但是，这一通报并没有平息家长愤怒的情绪，部分家长聚集幼儿园“讨说法”，并自行带幼儿到医院检查身体，对于许多家长来说，最为关心的是服用药物会不会给孩子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随后，幼儿园违规给幼儿集体服用处方药事件在全国持续发酵：吉林省吉林市芳林幼儿园涉嫌给无病幼儿大规模喂病毒灵。3月17日，湖北省某幼儿园给孩子服用病毒灵的新闻曝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针对此事作出批示，要求依法查处，严格管理，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处置工作，部署立即开展幼儿园及中小学健康服务管理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严肃追责。
-点评：
幼儿园违规给孩子服用病毒灵事件，将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管理的漏洞暴露在社会公众的视野中，这不仅让家长心有余悸，也让全社会陷入沉思：对于还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和自理能力的幼儿，我们该如何为他们的成长筑起健康屏障？
幼儿园作为孩子较为集中的场所，容易发生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也因此，原卫生部、教育部2010年发布《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将各方职责梳理得清清楚楚。政策早已经有了，缺的是落实，希望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加强沟通配合，相互补位，日常监管不松劲，堵住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管理上的漏洞，尤其对于民办托幼机构，要摸清底数，不能让其成为监管的真空地带。
事件发生后，各地都开始突击检查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安全隐患，尤其针对保健医的行医资质、处方药的购入使用等，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然而，只靠运动式的检查，是无法杜绝类似事件发生的，落实好已有的政策，监管部门各尽其责，才能为孩子营造更安全的成长环境。
⑧二代基因测序技术临床应用遭遇波折
含糊的“叫停令”招质疑
-事件回放：
今年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临床使用基因测序相关产品和技术管理的通知》，要求任何医疗机构不得开展基因测序临床应用。同时明确提出，国内使用的基因检测仪器、诊断试剂和相关医用软件等产品，需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审批注册，并经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准方可应用；已经开展的，要立即停止。
被叫停的是一代测序技术还是二代测序技术？除了无创产前筛查外，肿瘤诊断与治疗、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等是否也在管制之内？市场更乱、风险更大的针对公众的第三方基因测序服务是否归为临床应用？一系列无法在《通知》中找到答案的问题，引发医务人员、科研人员以及基因测序工作从业者的猜测和质疑；更重要的是，一些需要和希望接受无创产前筛查的孕妇，由于求医无门而感到焦虑和无措。对此，一些学者更是公开表达自己的担忧，直言一刀切的管理方式会对患者利益、临床实践以及整个基因检测产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在《通知》发布1个月后，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开展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临床应用试点单位申报工作的通知》，为二代测序技术临床应用开了口子。
2014年6月29日，一纸“准生证”终于在千呼万唤中出现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网站上，由该部门批准的两款二代基因测序仪和两款检测试剂盒，被获准用于对孕12周以上的高危孕妇进行无创产前检查和辅助诊断，由此，基因测序临床应用重新启动。
2个月后，中华医学会在其网站上发布《关于召开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试点单位评估工作研讨会的函》，提到由于目前没有二代测序技术临床应用基本条件和相关规范，为避免临床滥用，国家卫生计生委将高通量基因测序试点单位评估工作委托给中华医学会进行。国家卫生计生委临检中心同时发布了《全国外周血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T21、T18和T13)高通量测序检测室间质量评价预研的通知》，这预示着这项技术成熟、临床应用急需的检测离准入标准和管理规范出台又近了一步。
-点评：
适应证掌握不严、检测质量不可控、价格虚高等一系列负面报道，为正驶在发展快车道的基因测序产业拉响警笛。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注意到了基因测序产业发展的一些乱象，力图通过对基因检测仪器、诊断试剂和相关医用软件等设立门槛，建立二代基因测序技术试点单位，从而探索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应该说，这是引导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然而，一纸突如其来、定义含糊的“叫停令”引发了整个行业的震动，其背后粗犷式的行政管理方法也受到专业人士的质疑。透过这一事件，不少专家呼吁，要用科学的方式来管理科学问题。一方面，医学科学技术细分领域众多，专业性极强，监管要在保证产业发展和规范引导之间寻找平衡。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不能简单地应用传统管理方法对新兴医学技术进行管理。在这一过程中，相关专家呼吁建立政、产、学、研、用多方沟通的长效机制，群策群力，凝结共识，制定可操作性强、科学、合理、有效的监管措施。
⑨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
饮用水污染背后有警示
-事件回放：
2014年4月，兰州市威立雅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生“自来水苯超标”事件。
据官方通报，4月10日17时，兰州市威立雅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首次检测出水苯超标，公司出厂水苯含量118微克/升，远超国家限值的10微克/升。4月10日22时，自流沟(自来水一分厂与二分厂之间中间段)苯含量监测结果为170微克/升。威立雅先后4次水质检测确认，第二水厂出水口自来水苯含量严重超标，并报告兰州市政府。兰州市政府在第二天才公布消息。直到4月14日，“重灾区”——兰州市西固区解除应急措施，兰州全市才恢复自来水供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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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兰州市通报对该事件的追责结果，包括兰州市副市长严志坚在内的20名相关责任人受到不同的党纪行政处分。同时，包括兰州威立雅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9家相关单位也被问责。
-点评：
生活饮用水事关重大，每当城市发生饮用水安全事件时，地方政府部门都会将其上升到影响社会稳定的高度。每遇类似事件，维稳和公众知情权便开始了一场非正常的“角力”。
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发生后，有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时称：“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没有隐瞒任何事情。”事实证明，政府没有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没有尊重百姓的知情权，也就丧失了公信力，导致谣言满天飞。
事实上，坦诚公布相关信息，将危机应对的进展告知公众，呼吁公众配合，与此同时，彻查事故原因，严肃追责，给公众一个交代，才是一个成熟、理性、负责任的政府最应该做的。
⑩医疗事故罪审理引起业内热议
医师依法执业再敲警钟
-事件回放：
11月2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许峰被控涉嫌医疗事故罪的案件。依据《刑法》相关规定，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人身健康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司法实践中，医疗事故罪的应用十分少见，尽管法庭没有当庭宣判，但案件在医疗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本案涉及的医疗事故发生于2011年。当年6月22日，自2006年患肾衰竭一直进行透析治疗的43岁女性陈某因甲状腺问题入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胃肠外科。该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许峰为陈某做了甲状旁腺摘除术。5日后，陈某感觉颈部手术部位有点疼，而许峰称自己当时在本院参加急诊会诊，指派实习医生张鑫前去处置，其间陈某突发窒息，意识丧失。后来许峰为陈某行床旁切开手术清除血肿，45天后，陈某因抢救无效死亡。
陈某死后，北京市西城区医学会鉴定报告认为，医生对颈部血肿的判断和处理不及时，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结论为，陈某病例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承担完全责任。陈某丈夫将材料递交检察院，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以医疗事故罪立案。庭审中，控辩双方的争论焦点在于许峰是否严重不负责任，当庭没有审判，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许峰很可能被吊销执业医师资格证。
尽管司法实践中医疗事故罪的应用非常少见，但《刑法》对此有明确规定，而且详细罗列了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具体情形：擅离职守的；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危急就诊人实行必要的医疗救治的；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的；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的；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
-点评：
《刑法》对医疗事故罪列出的具体情形在医疗实际中都有可能发生。此案无论最终判决如何，都给整个医疗界强化法律意识、确保医疗安全、规范医疗行为敲响了一记警钟。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要保障医疗安全，对得起这份沉甸甸的托付，医生唯有不忘初心，兢兢业业，在医疗技术上精益求精，秉持为生命负责的态度，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正处于医患矛盾尖锐的艰难时期，社会对医务人员的容忍度逼近冰点，而如果医患信任荡然无存，双方从同舟共济变成同室操戈，医生为规避执业风险，不敢为救治患者放手一搏，最终损害的还是患者的利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希望媒体、公检法部门、患者在尊重医学科学的前提下，给予医务人员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增进医患互信，共同战胜疾病，否则，医患双方都将深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