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单士兵

救助艾滋男童，应该唤醒政府部门进行制度重建与体系完善，走出针对艾滋病群体的临时化救助的思维模式。

最近，四川西充县感染艾滋病毒的8岁男童坤坤遭村民“联名驱赶”事件引发舆论强烈关注。从西充县到国家卫计委均表态并积极介入。这值得点赞。但我们又必须清醒，驱动这些表态和行动的，很大程度是媒体报道的力量。

这反证出，对艾滋病患者救助的制度化和常态化仍做得不够，这个群体仍处于尴尬逼仄的生存境况，他们的权利仍然处于被放逐的地带，而唤醒民间和政府正确对待这个群体，也面临着诸多困境。

比如，有人呼吁维护坤坤上学权利，把他安置到学校上学。之前，在解决坤坤上学问题上，家长、学校、政府部门存在分歧，无法形成合力，已经说明上学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博弈。如果不能正视这个孩子身上确实存在的“危险因子”，谁又敢说，他不会给教师、同学、家长带来巨大挑战，不会让教育付出巨大代价，不会对别的孩子健康问题产生影响？此外，对坤坤到底是应该采取分散救助模式，让他在家庭救助中维系亲情纽带，还是由专门机构收养，让他在“驱离”中获得新生。这一切，都要面对太多的挑战，牵扯着各种主体的利益神经。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不论是救助艾滋病患者的身体和心理，还是打造一个适合艾滋病患者就医、求学、生活、社交的综合环境，从民间到政府欠账不少，仍存在断裂地带。在这种背景下，救助某个特定的艾滋病患者，注定要面临文化伦理、制度体系、公共财政等诸多现实的困难。换句话说，关爱艾滋病患者，维护他们的权利，这些制度理念层面的东西已经过河，但是相关救助制度与体系的建设，仍在摸石头。

在这种背景下，救助8岁男童坤坤，如果只是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回应民意，以行政手段强力解决个案问题，而不去正视艾滋病患者需要面对一个复杂而又真实的民间社会，需要对相关救助制度体系进行重建，这样的救助行动，自然就很容易给人一种“个案公关”的感觉。救助艾滋男童，当前应该催发民间社会重建一个让艾滋病患者更好生存的文化环境，应该唤醒政府部门真正通过制度重建与体系完善，来走出长期以来针对艾滋病群体的临时化救助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