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3岁的崔友良是潍坊市峡山区王家庄街道新村一名乡村医生,行医已有10个年头,与妻子还居住在租赁的房子里。但乡亲们前来打针买药,往往会欠款记账,每年光记账的本子就多达二三十本,每年收不回的医药费用也有三五千元。村民如果需要上门治疗,则是风雨无阻。崔友良与其他乡村医生不一样的是,他的双腿是假肢,用残缺之躯守护一方乡邻的健康。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涛 李晓东
病人家属倒了热水
却没空喝
“干咳,还是有痰,胸闷吗?”8日上午,在王家庄街道新村一处约40平方米的沿街平房里,崔友良耐心地为同村的崔大爷听诊,问询感冒症状。在得到崔大爷的答复后,崔友良转身从药柜里拿出一些抗病毒感冒药,并在药盒上标注用药方法。
刚开完药,邻村一位大妈走进卫生室为老伴买止疼药。与此同时,在隔壁输液室的一位病号喊崔友良换药。
前前后后忙活了近二十分钟,崔友良才坐下来稍事休息。屁股还未坐热,崔友良的电话就响了起来,街道一家茶叶店的店主身体不舒服,想让他过去输液。问明病情后,崔友良从药柜里取出药,收拾了一下药箱,戴上口罩,发动起门口的燃油摩托车,护膝也没戴就驶向病号家中。
在病人家中,崔友良仔细询问病症后,为病人消毒扎针,所有动作进行得很娴熟。
主人家倒上的热水还没喝一口,崔友良起身就赶回诊所。“之前都打过针,点滴打完了,家属都会拔针；还有病号等着,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人格外多。”
每年三五千元
收不回
“看看我一共欠了多少钱,今天都结了吧。”上午10点半左右,一位穿着大棉袄的老人走进崔友良的诊所。崔友良的妻子张洁拿出一个16开的演草本,寻找老人的治疗费用记录。
记者看到,像这样的演草本在药柜下面还存放着一摞。捡起一本打开,看到2014年5月份的医药费,还有好多村民没结,少则三五元,多则上百元。“在农村都这样,大家互相很熟悉,一些人打针买药都先记账,等到一定时候才结算。”张洁说,每年光记账的本子就有二三十本。
“有些人欠钱好几年不结账,每年总会有个三五千元收不回来；少的三五元,多的几十上百元；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必要一遍遍上门催,药费也不是特别多,无所谓了。”坐在一边的崔友良话语中显得非常自然。
“可能又感冒了,胸口有些闷。”就在张洁给老人家结账的同时,一位中年妇女走进诊所。崔友良为病人开了四盒感冒药,收费12.5元。
“打个小针收费1.5元,都是乡里乡亲的,收回成本就行。”很多时候村民身体不舒服会喊崔友良到家里诊治,崔友良都会骑摩托车前往。很多时候不需要开药也不需要打针,给村民诊断后提出注意事项,一分钱不收。到村民家里诊疗从来不收出诊费。
提及崔友良,村民赞不绝口。“很实在,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有事喊他就会第一时间赶到,打针吃药收费也不高。”
行医十年,崔友良依旧生活在租赁的三间平房里。
双腿是假肢
经常骑车摔伤
要不是崔友良告诉记者他双腿装着假肢,一般人很难看出他是一名失去双腿的乡村医生。
今年33岁的崔友良在两岁的时候身患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由于医疗水平有限,病情被延误,做了截肢手术,从此失去了双腿。小学和初中,崔友良都是在滑轮车上度过的。14岁那年,家人为崔友良安装了假肢。
因为身体原因,崔友良出诊过程中没少受罪。崔友良的妻子张洁说,一次下雪天,崔友良骑摩托车出诊很长时间没回家,她打电话问询,崔友良说在病人家中耽误了。
而事后,崔友良回家后说胯骨疼。张洁才知道,崔友良在出诊路上骑摩托车摔倒了,即使这样,崔友良还是坚持到病人家中给病人看病。
有一年严冬,天气格外冷,寒风裹挟着小雨雪飘洒不停,深夜10点,出诊刚回家的崔友良正准备吃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原来是村民李强。“孩子发烧、咳嗽、气急……”因为着急,李强半天也说不清楚孩子到底怎么了。
崔友良二话没说背起药箱转身就走,一步一个踉跄地来到病人家,为病人检查、诊断、吸痰、输液……直到孩子转危为安才回家。吃那顿晚饭时已是深夜。
“今早上六点多就去村里给村民免费查血糖筛查糖尿病,这个只能是空腹检查,所以得早去。”而等一切都忙活完,已经十点多了,崔友良早饭粒米未进,“等到中午饭一块儿吃吧。”
为了乡亲
放弃进城开诊所
今年夏天,崔友良的一个同学回老家探亲,了解到崔友良的情况后,就建议他到城里开诊所,并表示可以帮忙。
同学有次去深圳出差感冒了,去诊所打了一针,让崔友良猜诊所收了多少钱。10元、20元、30元,崔友良的同学直摇头,最后告诉他收费50元。
同学朋友劝他到城里开诊所,收入肯定会翻番,然而崔友良都给拒绝了。“这些年来,我腿脚不便,父老乡亲给了我太多的关怀和帮助,我无以为报,只能用我的医术去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病痛；再一个,如果我走了,村里就没有诊所了,村民看病就得多走路不方便。”
对于现今的状态,崔友良说,“诊所事情比较多,照顾孩子和老人的时间就少了。”话语中有些许的无奈和愧疚。
崔友良说,自己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医疗技术只有不断学习积累才能得到提升,技术高了也能为更多人解难。
就在记者起身离开的时候,崔友良的电话铃声再次响了起来。“我也得出诊了。”崔友良简单收拾了一下行囊,发动摩托车向病人家中驶去。
